朱小蔓逐渐观察到并自觉反思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课程科学化、知识化所带来的问题,开始持续研究、思考:科学测量分数越高,个体的品行就越好吗?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知识增加,个体的品德就会提升吗?个体品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外部的支撑力量,诸如社会环境、舆论、规则、法律等,个体品德形成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人的内心持续、内发、内控地生长、壮大着品性,从而使人成为一个善人、好人、有德之人呢”?

情感性素质教育是朱小蔓情感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工作和形成成果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6年。素质教育是个本土化命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又与她的情感教育研究相契合,于是就有了从情感教育角度对素质教育问题进行回应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写作《情感教育论纲》过程中,除了文本资料的阅读、思考外,朱小蔓有不少时间跟着鲁洁、刁培萼老师深入江苏一些中小学校开展研究。这段经历为她关注人的情感发展、重视情感教育提供了重要土壤。

自1986年开始,朱小蔓对德育的思考渐渐集中于“情感品质与情感性德育”。

二、在应试教育初露端倪时,开始情感性素质教育研究

朱小蔓走上情感教育研究之路,有两个契机。第一个是软科学在中国的兴起,第二个是与苏联伦理学家吉塔连科教授的交往。

一、在工作中不断追问个体品德形成的内在力量,开始关注情感的价值

朱小蔓努力将生命经历转化为新知学习,转化为学术灵感与想象力。她在对古今中外教育著作的深入研读、对基层学校育人经验与问题的提炼中汲取研究资料和写作灵感。她对教育理想的追求,体现在工作、研究、实践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

在这样的思考中,朱小蔓读到苏联伦理学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吉塔连科教授的一篇论文,文中提出,要思考人类伦理大厦的基石是什么。吉塔连科的发问和思考,让她豁然开朗。

20世纪80年代,朱小蔓开启了情感教育研究。

在这样的研究视野和工作经历中,朱小蔓开始重视情感的作用,思考和追问道德教育究竟是什么,逐渐展开了对情感教育的研究。

朱小蔓1986年开始与吉塔连科教授建立通信联系,1992年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做吉塔连科教授的访问学者。其间,她在国内再次入学,1989年开始师从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即是情感教育研究。《情感教育论纲》一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软科学是自20世纪初以来兴起的世界潮流,其基础是一系列学科融合产生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日益复杂化,对形势和事物的判断、决策空前复杂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决策过程逐渐引入软科学的成果。

受这一世界潮流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软科学进入中国并掀起“向科学化进军”热潮。教育界开始运用量化方式衡量教育结果,包括衡量德育、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德育界开始思考,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科学化、课程化、知识化。那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靠思想工作来完成的,并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材。在这一背景下,朱小蔓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在工作中,她开始尝试把德育变成系列德育课程。

1992年,“小学情感教育暨素质教育研讨会”在江苏省江阴实验小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朱小蔓提出,情感教育是关怀并指向人的整体素质的教育,明确把儿童情感教育与人的素质的完善结合起来。由此她开始从情感入手,关注人的整体素质,尝试建立以培育情感为基础、以发展素质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她将之命名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把自己参与的南京琅琊路小学的“小主人教育实验”、无锡师范附小的“乐学教育实验”、无锡五爱小学的“和谐教育实验”、江阴实验小学的“审美教育实验”、南通师范二附小的“情境教学实验”、江阴峭岐小学的“班组串换实验”、丹阳师范附小的“情育课程实验”等,统称为“情感性素质教育模式”。

那时,她在南京铁道医学院从事大学团委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在校大学生的品行评价。当时的评价方法已采取量化形式,如随地吐痰减分、做好事加分等。品行得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毕业分配,有些专业素养好的学生,因为随地吐痰等问题,只能被分配到小医院去。

三、提出情感性德育范式,另辟蹊径,进行情感性道德教育研究

拥有文学、哲学史、伦理学、教育学的知识结构,几乎一辈子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双肩挑”工作,再加上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乡插队的独特体验等,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小蔓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多维视角和特殊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