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区域自治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这个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不仅来源于中国的族群多样性本身,也同样植根于特定的价值观与政治学说、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及国家建构与治理的技术性条件。

  民族—国家体制的圭臬,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由于缺乏中国皇帝式的“天下共主”,为解决封建时代欧洲不同诸侯政权之间连绵不断的争端与战争,1648年,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确立的原则,是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随后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势力扩张,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国际关系规范。

  一、“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与民族区域自治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启了欧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大门,也为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为在由地域、人口与主权连接成一体而形成的国家内,人民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正如盖尔纳定义的那样,“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2]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基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说”,革命者不仅在“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3]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使“雅各宾民族主义”成为法兰西的“新民族宗教”。[4]简而言之,与欧洲封建时代惯以种族名称标示地域的传统一样,将“民族”与“国家”联系起来,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它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中合法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供一个标准”。[5]

  在中国的民族政策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作为一种由宪法规定的政府制度,[1]民族区域自治突显了现代中国政治版图上的族群多样性。然而,这个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不仅来源于中国的族群多样性本身,也同样植根于特定的价值观与政治学说、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及国家建构与治理的技术性条件。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起源还是实践演进,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制度本身,而是需要将观察的视角投射到一个更为辽阔的政治、历史与知识生产的时空背景之中。

  在处理内部多样性的问题上,现代中国建设与完善民族—国家体制的探索与努力,并未终结于1950年代确立的,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仿效苏联的国家制度。无论是从1957年到1976年频仍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既制造了社会混乱,也促进了边疆社会结构的国家化),还是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这促进了城市化、人口流动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实际运行的环境与机制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1984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法律意义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制度,但在实践意义上,民族区域自治实际的制度功能,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在相当程度上不相匹配。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本文试图回答影响这种情形出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或简言之,分析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特别是关注这种制度所蕴含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内外有别”的制度观念与逻辑。

  中国是一个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国家。然而,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文化结构,现代中国的国家起源,既包含了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同时也恰是这种传统断裂的产物。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受到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强烈冲击。从晚清到民国,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崛起的强烈刺激,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激烈批判文明传统,激进投身于革命运动,将源起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视为中国“救亡图存”不二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政治实践中,民族—国家体制始终与中国的文明传统与社会文化底色有种“水土不服”的疏离。尽管1911年中国在政体上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但无论是从疆域广度还是文明特性上来看,今日的欧盟,而不是西欧那些典型的民族—国家,与中国相似的程度反倒可能更高一些。无论如何,在后帝国时代,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不得不在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的种种约束之下,不断探索如何建设自身的民族—国家体制,并在这种体制下保持承袭自帝国的疆域、包容内部的多样性。从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到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三民主义”(国族主义),这一努力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初步宣告成功。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重建了国家政治“大一统”格局,最终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一系列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