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吾人又当循何途径,以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梁启超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历史。1902 年,任公在《新史学》一文中,开宗明义,便极力强调,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文明所以日益进步,泰半为历史之功;以故,中国如欲于世界竞争之大潮中屹立不摇,自不能不追法欧西,讲求历史之学: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

对于这些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一项具有典范意义的答案:民族主义。二十世纪的最初数年间,任公先后草成《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与《新民说》等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观点,盱衡世局,慨然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拜民族主义之赐,日益发达,驯至十九世纪末期,更扩张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挟全民族全体之能力,向外侵略,以与中国相竞争;乃中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以此而欲与“世界所以进步”之“公理”相抗衡,固若以卵击石,绝无幸理。因此,中国苟欲抵御列强侵凌,“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其唯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

自1887 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以降, “睡狮”一语旋即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常用以况喻国家处境的意象。所以如此,不难索解。盖若中国不过暂时酣睡,本质上固仍不失其强雄壮武,则寄望乎中国未来之辉煌荣景,当然也就不是痴人说梦、河清难俟的了。

既然中国的实际历史只是一部不断退化、充满耻辱的不光荣的记录,那么,正如曾鲲化的感慨之语:“其尚得曰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中国历史乎?”从黑格尔的历史定义而言,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独立自觉”的“历史的民族”。这样一个“非历史的民族”,又如何可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

彬彬哉!我文明。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圣作贤述代继起,浸濯沉黑扬光晶。……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另一方面,从上述引文中任公对中国在二十世纪“雄飞宇内”的殷切期望,我们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另一个侧面。如前所论,中国国族,自其诞生伊始,便与充满现代性色彩的“进步”观念密切结合,不可分割。而在“进步”观念的预设中,国族不但有着一个“过去”,也应该有一个“未来”;不但是一套“历史”,同时也是一套“计划”(project)。在这样的国族主义历史论述下,中国国族乃是一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注定要在现代性的未来中,实现它的宿命(destiny)。

本文摘自《明清思想与文化》,吕妙芬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5月

晚清时期“史界革命”与“民族英雄”的诞生

晚清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前后二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骘,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 民族英雄的万神庙。

[摘要]粗略而言,相应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两极,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有着两套泾渭相殊的论述形构。

梁启超,图源网络

就是在新史学以“民族进化”为标榜的呐喊声中,中国国族,透过一套由新的语汇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建构为一种根基性、本质性、统一而连续的集体偶像,并进而取得中国历史主体的特权(privileged)地位。相应于此,中国的“过去”又反过来在这套“国族叙事”的霸权支配下,被转化成国族起源、发展的历程。用Elie Kedourie 的话来说:在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过去”永远是国族的过去,一切既有的成就都是国族的成就,都被当作“国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来保存、纪念与承受。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历史分期问题,主张以民族的兴衰隆替,取代王朝的更迭,作为中国历史断代的标准,便充分显露出国族主义历史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从他所撰的《爱国歌》,更可以看出在炽热的国族感情激励下,中国的“过去”如何被表述成国族连续而悠久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