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组织义军入京勤王之前,文天祥的官阶并不高。但在蒙元军队大举进犯之时,各地官员纷纷首鼠两端,作壁上观,只有文天祥与张世杰分别组织义军赶到了京城临安一带,协助防御。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元军已经迫近临安,原来的左右丞相先后逃走,虽然朝廷决议投降,也没有够资格的大臣出城负责和谈,所以文天祥才被任命为丞相,这显然是为了谈判的方便。他到元军军营后即被扣留,一直投降完成后,他才在被解往大都时中途找到机会逃走,一路经历各种艰难险阻,最后赶到福建,追上继立的朝廷,继续担任丞相。当时逃亡中的小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正规军队,文天祥又奉命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召集义军。义军组织起来后,初期颇为顺利,从广东梅州一带出发,恢复了赣南,声势不小,但很快元军就开始组织大规模进攻,文天祥兵败被俘。他先被押往广州,再转送大都,先后被关押了三年多,元世祖忽必烈派过许多人前去劝降,甚至连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被派去了,又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却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慷慨赴死。

  由于之前的传奇经历,文天祥在当时被视为抗元的旗帜性人物。元军在把他从广州押往大都时,沿途需要经过广东、江西等地,各地都有传言说,有义军要解救文天祥,甚至有人以救他的名义联络各地义军,坚持抗元斗争。所以,元军高度紧张,押解过程中始终是高度戒备的。也正是因为文天祥在南方原南宋统治区域的崇高声望,深通汉族文化的元世祖忽必烈认为,只有让文天祥投降,才能让各地老百姓彻底认识到,对抗元活动完全死心。文天祥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很清楚,他在监狱里坚拒不降,就是对各地抗元活动的支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斗争形式——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同样不倡导被俘的指战员自杀,而是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与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著名的秦基伟将军就曾在西路军兵败后被俘。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江西吉州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1236年6月6日-1283年1月9日),江西吉州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天祥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文天祥多次自杀未成,是否意味着文天祥其实是不想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活着比自杀更难,他活下去的意志的坚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得到的各种消息。只要他知道外面还有人在坚持斗争,他就会坚决活下去,如果他很长时间听不到外界的消息,在监狱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情绪上可能会转向低沉,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种斗争不可能总是凛然大义,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与敌人周旋。

  (文/岳峙)

  这些年来,翻案风盛行,史有定论的善恶忠奸常常被一些学者的所谓研究推翻,再加上媒体大肆宣扬,经常出现黑白颠倒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有学者提出,在宋元易代之际,文天祥和谢枋得实际上都不是出于对民族的忠诚,而是对宋朝皇恩的报答,所以才一个慷慨赴死,一个隐居不出。甚至还从文天祥在幽囚之中所写的诗里找出种种证据,以证明文天祥并不想死,而是存有幻想的。他的一个理由是,文天祥多次自杀,却都未死,只能说明他不是真想死。所以,文天祥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是因为现代人根据自己的民族主义想象重新解释出来的。

  相比于自杀这种一了百了的方式,在监狱里坚持斗争,需要面对前来劝降的各种人等和威逼利诱,又要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其难度要比自杀更大,也更折磨人,当然也就更需要智慧。

  可以说,文天祥的一生中,最精彩也最为史书和后人所称道的,正是他从起兵勤王到最终从容就义这段时间,前后只有七年。但这七年间,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在别人都观望不前的时候,他明知靠毫无训练的义军根本无力回天,却依然坚决赶赴京城做最后的努力;被俘后又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成功脱身,重新回到小朝廷,并组织起了抗元义军;再次被俘后坚拒不降,最终以身殉国。虽然没有成功,但节义双全,足为后世师。

  先来看第二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