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法想象,在殷商都城附近监狱中,居然关押着西部部落的首领,而西部部落的首领利用家乡的哲学智慧,思考国家的未来。这是何等神奇的文化现象,同时又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思想境界。如果彻底摒弃传统文明起源观念,从历史事实出发,看待中国的文明起源,那么,就会发现中国文明犹如浩瀚的宇宙,无远弗届,恒久永远。

历史学家把不同的部落融合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华文明从初始阶段就具有多样性。

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来源于某一个时间点,中华文明的起源也不是来源于某一个部落,而是在不同部落相互交战、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文明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逐渐地形成中心,到了夏商周时期,中国文明中心已经稳定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各个部落独立发展,同时又通过战争进行交流,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文明的格局。

夏商周时期中国文明的大融合,是中国早期原始部落融合的缩影,也是中国文明的继续。殷商时代,中原地区的部落可以号令三军,让远在西部的部落首领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周文王演易”的故事,见证了文明传播的过程。周文王独自在监狱中,怀念自己的故土,而“伏羲演绎八卦”的历史传说,自然而然地投射到他的思想中。这种文明的传承,证明了中国文明相互融合的跨度,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明相互融合的深度。

进入20世纪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章中高度概括中国文明发展史,在传统民族概念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虽然产生于1902年,但是,中华民族所表达的丰富内涵却令人浮想联翩。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部落民族,也不是单一的宗教信仰概念。中华民族是在中国传统部落文化基础之上,联合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形成的政治上的整体概念。

中华文明内部并非没有纠纷甚至战争,各个部落之间相互征伐,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格局。司马迁把中国的古代传说,通过了历史的逻辑推演,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合理性。在司马迁生花妙笔下,夏商周变得无比清晰,而夏商周之前的历史,因为共同的祖先而形成有机的整体。各个部落之间的相互争斗,演绎了中华文明早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各个部落之间战争的结果,造就了今天中华文明的原始形态。

司马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把所有原始部落文明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文明总的起源。这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也是一种民族的自觉。

中国良渚文化的发掘和出土,让西方历史学家意识到,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中国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良渚文化时期,不仅有先进的城池,而且有先进的排水灌溉系统。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能够修建拦水大坝,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格局。如果按照西方国家文明起源的标准,中国文明是支离破碎的,也是时断时续的。

关于中国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有不同观点。按照西方国家学者的标准,只有建立国家之后,文明才能正式开始。由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家产生的年代难以考证,因此,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起源存在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究竟生活过多少原始部落,他们之间有怎样的故事人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中国文明的早期,星河灿烂,各个部落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伟大奇迹。

中国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司马迁时期,群雄并立,原始部落已经走出山洞,走出大山,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大融合。如何寻找人类文明的源头呢?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中国文明起源进行历史性描绘之后,为中国文明发展找到了共同的祖先。司马迁根据原始部落的特长,表述了不同部落的社会形态,并且为他们找到共同的祖先。有些部落善于使用火,有些部落善于建造房屋,有些部落善于稼穑,有些部落善于兴修水利,有些部落善于打仗,有些部落善于治疗人间的疾苦。把所有这些部落的祖先向上追溯,就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源泉。

“中华民族”和国家相对应,正是由于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文明体系,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文明,梁启超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