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活佛的广泛涌现也与目前中国国内藏传佛教的两套交叉并行的活佛认证系统有关。一套是由国家宗教部门主导的,即2007年8月3日通过的《藏传佛教佛转世管理办法》申请-批准体系,由拟转世活佛所属的寺庙或佛协会提出转世申请,经国家宗教部门批准之后,发予活佛证。 1992年6月,8岁的牧民之子伍金卓堆•赤列多吉被认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领袖,第十六世噶玛巴郎俊雷培多杰的转世灵童,并于当年9月在楚布寺坐床,正式成为第十七世噶玛巴。他也是建国43年以来认定批准的第一位转世活佛。

前些日子,一段关于“皇阿玛”张铁林坐床的视频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视频中,一位名叫白玛奥色法王的活佛为张铁林赐名“白玛曲培”,并赐法衣、法帽、法器、法本等。不过张铁林在29日作出声明说否认这是“活佛坐床仪式”,而是一场祈福法会,但网友很快又质疑其是不是遇到骗子,更有藏传佛教僧人表示整个坐床仪式都是瞎搞。

真活佛既要讲究出身和出生,自身修为也需要达到很高境界,坐床仪式不是想当然地来举行。

文革期间,西藏与内地同处传统宗教被摧毁压制的时期。1980年代初恢复落实宗教信仰政策,藏区长期被禁止和转人地下的宗教活动以及被压抑和禁锢的宗教感情突然释放, 旧宗教人士的身份恢复,活佛人士数量猛增。但是在50年代建国初期对西藏封建迷信和农奴经济体的改造,破坏了藏地社会中寺院的核心地位。藏区旧有的教法传承次第受到破坏后,传法变得更自由但也更混乱。

首先是寻访转世灵童。一般是根据前世活佛生前的预言,通过占卜、降神、观圣湖等方式确定下世出生方向,然后前往寻访。在确定“转世灵童”之后,要将“转世灵童”迎接到寺院,这时称为“转世灵童”,在举行了坐床典礼以后,就不再称为“转世灵童”,而称活佛的名号。

同时,为了制约西藏上层对灵童挑选的限制。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82)年开始确定用 “金瓶挚签”的办法在 理藩院注册大活佛的转世,以防作弊行为。目的在于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定转世灵童。

据英国《金融时报》 2019年报道,一项针对中国最富有人群的调查显示,这些人中信教者的比例高达 50%,其中三分之一宣称信仰佛教。汉地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面临精神上的缺失和渴求,充满神秘色彩的密宗让藏传佛教显得格外吸引人。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噶玛噶举派根据传统藏文化中灵魂不灭以及佛教中的化身理论,于1288年首创活佛转世制度,以便通过转世延续自身高深的法力,同时维系自己广泛的群众基础。之后其它派系纷纷效仿,实行活佛转世。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创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彼时的西藏教派林立,有 萨迦派、 噶举派等,各教派之间常常为了草场、水源、土地争斗,同时还要思考宗教继承人的问题。因为当时政教两种权力都掌握在各教派家族手中,长子掌握宗教权力,次子负责娶妻生子,而更为重要的寺院主持则由伯侄继承。常常出现将教派首领局限于一个家庭内,而很难找到合格的继承人。

实际上,近些年来打着各种各样头衔的活佛、仁波切们在汉地大行其道,他们在成为官员、明星的座上宾同时,也在享受着左手抓经济,右手炖鸡汤,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富裕阶级提供着精神上的食粮。

汉地大部分民众一直以来都认为活佛是至高无上的尊者,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译。“活佛”在藏语中通常被称为“祖古”,蒙语称“呼图克图”,意为转世的修行者。而“仁波切”直译是为“宝”,凡是修行有所成就者皆可称之,僧人在三种情形下会被称作仁波切,一是转世高僧(即活佛)并被认证;二是学问堪为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从一定程度上说,“祖古”是“仁波切”,但“仁波切”不一定是“祖古”。对于“祖古”这一称呼的区则来源于活佛转世制度。

2019年3月12日,第十一世班禅在全国两会上。/东方IC

三个步骤耗时往往长达一年,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历史上有很多寺庙都因经济困难使活佛们停止了转世,如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寺(小召寺)的内齐扥因,在 1878年圆寂之后,虽然在哈喇沁人中找到了转世灵童,但新生婴儿不久死了,寺庙本身困难,再无经济力量寻找新的转世者,寺庙活佛转世就停止了。

中国到底有多少散养仁波切

明朝以后,由 宗喀巴创立的“黄帽” 格鲁派由于其戒律森严,势力很快不断壮大。为了站稳脚跟,保持教派的统治和宗教、经济权利,宗喀巴决定借鉴噶玛噶举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并对转世活佛的挑选工作进行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