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徐乾清院士:清水徐徐洒乾坤  

女儿徐佳回忆说,以前家里有小院,父亲总爱种竹子,后来搬家,他就养起了兰花。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水利事业。昏迷的前一天,老人特意嘱咐女儿给他找来《大三峡》的影碟,他要看,三峡是老人时刻牵挂的工程,这是他水利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9年3月,为撰写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章,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给徐乾清去了电话,说想了解4个问题:一是新中国60年大规模治水活动如何划分阶段,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二是有哪些重大事件是必须记住的;三是有哪些重大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有哪些重要的经验与教训,是晚辈们应该汲取的。

 

——摘自徐乾清日记

 

徐乾清第一次接触实际的水利工程,是在1952年夏,他当时参加了治淮和荆江分洪工程的实地考察。刚刚参加工作的徐乾清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水利事业的复杂艰巨,更感受到需要补充学习任务的繁多和迫切。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大概由于我对历史、地理知识的偏好,我对几条大江大河形成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背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河治理及防洪减灾事业的发展变化给予了终生关注。”

“2009年9月,我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是我平生唯一得到的一次个人荣誉,这大概是我一生60年工作的一个句号。”

 

1月3日,北京,一场罕见的大雪整整下了一天。

“除了‘文革’那几年,我一直没有离开水利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新中国水利发展的各个过程,为水利事业做了少许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个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

“由于我少年时期长期生活在具有灌溉设施的农村,也看见过少量古老的和现代的农田灌溉工程,对水利工作有一点感性认识,”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大秦岭》是徐乾清病发前一天正在看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跟徐乾清的家乡有关,他非常感兴趣。

情系江河献身水利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

 

“这是一次大胆的估计,所幸言中,否则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徐乾清在日记中谦逊地写到。

 

 

 

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捐款5万元给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把一生的藏书捐献给科研院所,希望这些书籍能继续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提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徐乾清的书房,长长的书架占了半个屋子,书桌上,崭新的日历已经翻到了新的一年,桌头的闹钟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就连那只签字笔的笔头,还在外面露着……时间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一位勤奋的老者,微耸着肩,趴在桌子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铅笔,在纸上不停地画着、写着。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

 

 

——摘自徐乾清日记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部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到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初识徐老是在1992年‘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立项会上,”王浩回忆说,徐乾清建议将“华北地区宏观经济水资源规划管理的研究”作为重点专题,突破了传统“以水论水”的研究思路,首次将水资源研究与宏观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把我国水资源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在一次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防汛座谈会上,徐乾清第一个发言。针对洪水特点、灾情和在当时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设施基础,他主张继续严防死守,除非遇到特殊险情,否则不考虑分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