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双一流”高校不断通过改革,构建能够留住国际顶尖人才并最大程度发挥人才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良好制度和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顶尖人才竞争中获得显著的优势。从这个角度讲,改革比建设本身更加重要,只有好的改革才能更好地释放建设的活力。

2020年是“双一流”建设第一个周期的收官之年,全社会对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建设效果如何充满关切。在这个特殊时刻,很多人都在对“双一流”政策进行再审视。

着眼长远,人口数量和劳动力规模方面的比较优势重要性下降,我国必须在国际竞争中获得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比较优势。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只有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才能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我们需要高等教育对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做出新的贡献,同时更加需要头部高校在高级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主管部门也通过“双一流”建设的绩效奖励来调动高校的积极性。当然,这种绩效奖励额度的吸引力和驱动力仍然有待提高。

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奠基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其中承担着更加特殊的使命,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事关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将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根本性影响。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力争有效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因此也需要“双一流”高校植根本土、面向全球,培养一大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理性、积极行动的本土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组织中展现出更强的影响力。

我国仍有很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诸多核心技术仍然面临“卡脖子”的局面。而“双一流”高校对“卡脖子”技术的贡献仍然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