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王丁等专家认为,对于江豚保护,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转变地方发展理念,从思想上缓解矛盾。同时匹配生态补偿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理顺环境和经济矛盾关系。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度地引入生态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协调环境和经济利益。

大环境、外部环境掣肘保护区发展的同时,保护区内部发展运行的小环境也是困境重重。首先是专业人员数量不足和基础设施落后。

“但是保护区至关重要的泵站管辖权在地方水利部门手里,每次都是我们去求他们放水、抽水。”张振华说,保护区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门首要考量的因素,他们要考虑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如果放水,就会淹掉一些农民的违法占用的滩涂,如果抽水可能造成农民取水困难,所以每次协调保护区的水量都大费周章。

另一方面,“三区”形同虚设,面积不断萎缩。根据我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核心区禁止人类活动。危起伟、张振华等介绍,且不说缓冲区和实验区了,连核心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是司空见惯。

在天鹅洲保护区内,长江边很多滩涂都成了“良田”,一年四季都有农业生产。张振华说,保护区是开放式,尽管明令禁止在里面种地,但是附近农民常年搞农业生产,禁令形同虚设,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

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废污水量的排放量逐年增加,从2005年的296.4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338.8亿吨,共增加42.4亿吨,总增幅14.3%。

除了农业生产,一些地方工业项目也“闯”入保护区。2019年,天鹅洲所在的石首市在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工建设一座农产品加工厂。打地基开建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跟地方政府协商无果,最后通过向省环保部门举报申诉,才得以拆掉这个工厂。”张振华说。

记者了解到,石首市和监利县与保护区临近的几个乡镇农民生活生产用水都是从保护区的长江故道里取,但同时污水排放也向保护区的故道里排。

张振华说,相关法律一定要得到严格落实,否则责权利关系依然理不顺。严格执法还需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危起伟提出,希望人们都能明白,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桌上的一盘鱼,而关系到整个生态的安危。

搞生产、建工厂,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长江边一个国家级江豚保护区面临“内忧外患”,保护区面积从规划的7万亩缩减至3万多亩,成为长江生态保护之困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