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垃圾分类进行了这么多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垃圾分类的意识得到了普遍宣传,大家的认识也提高了。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时,主要还是提可回收物,现在已经细化为可回收物、家庭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这与国际上先进的国家基本一致。”徐海云说。

提到生活垃圾分类,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在不少城市中,标有“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等标记的垃圾桶随处可见。

《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

《方案》发布后,生活垃圾分类再次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再生资源回收或俗称的废品回收与垃圾处理的两网融合是必然趋势。”刘建国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两网,发达国家只有一网,但在初期也是两网并行。“两网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如今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从事废品回收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成本太高了,这样更多的垃圾进入到垃圾处理系统中,增加了负担。此前废品回收是市场主导,垃圾处理是政府主导,推动两网融合,实际上要承认废品回收就是垃圾分类,废物利用就是垃圾资源化,废品回收跟垃圾处理一样,也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样废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

垃圾分类是发达国家较早进行的,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一些城市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比如1993年北京制定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到了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全国范围内的垃圾分类拉开序幕。

生活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分?

从鼓励到强制

如何提高全民参与程度,也是摆在生活垃圾分类面前的一个问题。

在刘建国看来,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的配套衔接,形成高效顺畅的系统。“‘四分系统’关键在一头一尾,即分类投放和分类处理。前端分类投放准确率较低,制约了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污染控制效果;反过来,后端处理设施不到位和低效率又影响了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所以一方面,居民要尽到垃圾分类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好分类处理设施规划建设。”

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的感觉是我们垃圾分类搞了多年,可从表面上来看止步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徐海云看来,这是因为三个对接还有待完善,即可回收物与废品回收利用系统的对接、有害垃圾的收集与危险废物收运系统的对接以及厨余垃圾收运与整个生物质的利用的对接。“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要从顶层设计、全社会参与等方面逐步推进。”徐海云说。

居民提来垃圾,称重后,拿着积分卡往类似POS机的机器上一刷,积分就打到了卡上。1公斤厨余垃圾积2分,1公斤废旧报纸积10分,200个积分折算15元,可兑换卫生纸、洗手液等生活用品,或者享受家政保洁、理发等社区服务。在北京朝阳区劲松五区社区的“绿馨小屋”前,这样的情景经常发生着。

“所谓强制,隐含的意思就是界定了垃圾分类的责任,明确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要对这些垃圾负责,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约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解读说,“但根据国内的现实情况,估计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会将强制性手段与激励性措施结合起来,双管齐下,让居民尽快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参与

对于生活垃圾分类,不少人还有个担心,就是“我投放好了你又把它混起来怎么办?”在徐海云看来,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避免。“比如说德国的包装垃圾桶中的东西,其中有一半还是要进焚烧厂进行处理的。我们个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做好正确的投放。”

生活垃圾,是固体废物中的一种。垃圾分类则是指按照垃圾的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影响以及现有处理方式的要求等,将垃圾分离成不同类别,为后续的科学处理提供基础,有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如今,把分类垃圾送至绿馨小屋已经成为社区很多居民的习惯。分类后余下的垃圾,则被投放到社区主路边标有“其他垃圾”的大桶中。同时,社区还有定时巡逻的厨余垃圾收集车,居民招手即停,也可以刷卡积分,主要为了方便年龄较大的居民。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清运车将错时进入小区清运垃圾,每辆车上安装有GPS定位系统,防止混装混运。这些垃圾清运车将劲松街道的厨余垃圾送往位于大兴区瀛海镇的南宫生活垃圾堆肥厂,经过发酵降解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变成可被再利用的肥料,“其他垃圾”则被运往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