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推动“985工程”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一个有抱负的教育家也不会担当,因为他深知这样的环境和情况只能无所作为,不仅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乌有,还会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那么,大学校长其余的人选就可想而知了。

浮在表面光怪陆离的现象,反映出中国的教育灾难之深、之重。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就只是梦想。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

科学时报:大学校长的蜕变  
 

 


《科学时报》 (2009-7-28 B1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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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

 

 

当下的大学校长,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难见踪影。

 

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佰苓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

 

 

在当今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每个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