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这十年来,虽然学术界的状况还没有根本的改观,但是还是有了一点进步,例如,学术造假问题开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些胆子比较小的人不敢再造假了,许多学生也受到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对此,还是让人感到些许的欣慰。

10月12日,方舟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质疑,是因为杨玉良违反了游戏规则。

 

 

记者:因为打假,你也没少惹官司,有时甚至面临生命威胁,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方舟子:如果一种不良现象泛滥成灾,那就是系统性的体制问题了。学术造假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和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评估机制刺激了造假,也在于对造假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相应地建立起监督和处罚机制,并对科研体制和评估机制进行改革。

 

方舟子:压力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至少对自己的行踪会更加小心了。但是如果因此而害怕、不敢再打假了,那么那些人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本名方是民,1967年9月生于福建。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系、索尔克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职业者。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几十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学术腐败现象。

 

 

在该篇名为《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第一桶金》中的博文中,方舟子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对杨玉良是否获得过莱布尼兹奖。方舟子介绍说,10月7日,一名复旦大学老师向他举报说杨玉良的履历有假,这才引起他注意的。他通过查阅网站资料进行了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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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方舟子还指出,虽然杨玉良在该研究小组做研究,不过,他的第一篇论文却是在1987年8月底才发表的,此时距离Spiess获奖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早已过了提名期限了,“而按常理推断,不难认定Spiess教授获得莱布尼兹奖的成果应该是在杨玉良加入其研究小组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和杨玉良一点关系都没有。”方舟子因此认为,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杨玉良课题组关于“杨玉良的研究成了获奖的主要内容”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不知不觉,你打假也已经十年了。能对这个十年做一个总结吗?或者说,这十年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方舟子:我不喜欢被贴上标签。我喜欢说自己是自由人。

 

对此,复旦大学表示,方舟子的说法缺乏证据,更多靠推断,是不负责的,他们不会、也没必要回应。

记者:近一两年,学术界造假可谓层出不穷,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学术界会有这么多的造假行为?它的症结在哪里?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打假10年,胆子小的人不敢造假了

12日,记者致电复旦大学宣传部。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方舟子的质疑没有实际的证据,比如Spiess教授的确认等,更多的是推断,他们不会予以回应。

有“伪科学斗士”之称的方舟子又“开炮”了,这次被方舟子质疑的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10月10日,方舟子发表博文称,杨玉良根本没有获得过德国最高科研奖莱布尼兹奖,属于履历造假。

方舟子:看到国内学术造假这么严重,又没有人出来管,我刚好手上有一个可以支配的网站,就利用它来揭露一些真相,让国内公众少受一些骗,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既然干的是得罪人、坏人财路的事,那么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那也是意料中的。没有公开,哪来正义?在一个造假横行、大家见怪不怪的社会,我这种人本来就显得很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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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杨浦区志》中,对杨玉良的介绍中提到,1988年杨玉良曾获得莱布尼兹奖。但方舟子经过核实发现,莱布尼兹奖获奖者名单中并无杨玉良的名字,获得莱布尼兹奖的是“Spiess教授研究小组”,只不过杨玉良当时在该研究小组做博士后研究,“杨玉良为了沾光,愣是窜改了莱布尼兹奖的性质”。

复旦大学:杨玉良

 

 

◎对话方舟子

 

 

 

记者:在许多人看来,你似乎专门和地位高的人“过不去”。

 

 

方舟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起到相当于社会良心的作用,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告诉公众事实真相。但不应该因为以良心自居就可以乱说话,尤其不应该在自己不熟悉的科学、环保领域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国内一些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恰恰更擅长做秀、煽情,发表误导公众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们为伍。

记者:此前,你曾请辞“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但在现在的文化圈,更多人愿意挂这个名头,觉得是一种更大范围的认可。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主要是什么?目前社会上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尽到他们的责任了吗?

 

 

方舟子:学术造假这么泛滥,我不可能每个都去关注,只能是有选择地把地位高的人做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地位越高,造假的影响就越恶劣,而且因为这些人掌握的资源多,他们造假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

复旦大学:不会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