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创新背后的源头和根基,正是基础研究。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都有赖于基础研究创造的重大发现。既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从某种意义来说,关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掣肘,也就是关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不管是从海外引进高端科技人才,还是从本土培养人才,关键还是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让他们能安心搞研究。比如,要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合理的薪酬制度,至少让他们不再为生活担忧,这样才能真正留得住人才。”周忠和说,“此外,在我们孩子从小到大的教育当中也要注重对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朝着新目标前行,基础研究还需克服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又该如何解决?

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看来,发展的前提是要保持持续稳定的投入,让科研人员能够静心做研究,不要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王贻芳建议,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究其原因,专家们普遍认为,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还没有达到理想占比水平是其中之一。根据《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8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9%,明显高于应用研究经费(5.4%)和试验发展经费(11.1%)的增速。基础研究占比延续了上年回升态势,达到5.2%,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变化有目共睹,但仍有向上进步的空间,“与发达国家15%—25%的占比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王贻芳表示。

王贻芳同时指出,考虑到目前国内缺乏科技领军人才、同一领域真正有水平的小同行有限,因此在基础研究方向的选择、成果的评价中,应尽可能多地引入国外同行,进行能体现科学水准的国际同行评价,最大限度摆脱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在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加强重视、加大力度。

引入“小同行评议”,让科研评价体系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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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和认为,除了大规模大团队,经费也应关注小团队。“因为很多引领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来自于被探索性、好奇心所引导的这些小团队。”

——编 者

“一方面优秀的人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做出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同时因为他们在基础研究中接触了前沿的科学知识,掌握了先进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也可以很顺利转入下游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从而直接为企业的创新做贡献。”王贻芳说。

“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两弹一星”元勋中,大部分科学家在国外留学时都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回国后他们服从国家需求,转入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他们研制“两弹一星”所凭借的,正是在国外跟从导师做研究时所接受的严格的科学训练、扎实的理论功底。

那么,如何加强基础人才的培养?

他认为不应过分看重SCI和论文。“论文是体现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因此用论文来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唯论文是英雄。”周忠和说。

王贻芳举例说,西方国家有专门管理科学的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行内专家,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对本领域未来发展有巨大影响,跟他们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在决策时会非常小心。因此,他们的评价能够真正反映领域内科学家的意见、要求。

如何才能提升研发经费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经费投入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科院院士、美高梅线上平台网址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9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这5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这具体表现在: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创新氛围不足等。”王贻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