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地方性大学和中央直属大学并没有质的差别,不能简单地以水平高低来区分,主观地认为中央高、地方低。否则,一些地方性大学的管理者容易滋生一种心理,“反正地方院校能做到如此就已经不差”,就此把地方院校作为“质量低下”的代名词。

我国高等教育提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经多年,然而,放眼国内高校,以量谋大的发展模式还是广泛存在。那么,大家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内涵式发展吗?

他进一步指出,地方性大学与中央直属大学首先是大学,它承担了大学的5个基本功能——教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创新与传承、国际合作与交流。

内涵式发展则是以师生身心发展为基础的教育质量、效益的全面进步,是质的发展。内涵式的发展在于内部量的有机叠加。诸如以学科为核心,把一个系的较为单一学科发展为学科群概念的一个学院,并在该学院添加相应的质量要素。

再如,在重点实验室、长江学者等平台和资源的申请上,部属院校没有名额限制,而地方院校却有名额的要求。博士生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本应以能力为主,但地方院校在申报的时候,却受到许多政策性限制。

外延式发展是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人、财、物的增加;以消耗教育资源为基础的教育质量、效益的进步,是量的表征。具象来看,外延式的扩张在于把一个校区变为多个校区,单一学科的学校变成多学科的学校,多学科学校变成综合性学校,没有某一学科增添某一学科等。

在熊思东的思考中,有几个关键词:内涵式建设、地方院校、国家战略。这些关键词的有机组合,不仅关乎“中等发达”高校的发展,更与未来我国地方院校乃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中国科学报》 (2019-07-17 第5版 大学周刊)

第一个是内部治理结构,这在内涵式建设中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说,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行政和学术的关系、学校和学院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学校层面党委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科学管理、民主监督。

在经济学上,有“中等收入陷阱”一说。类比高校,也引申出“中等发达”高校一说。然而,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收入,而是发展阶段。意指经历快速发展、取得一定影响力后,还在寻找下一阶段突破口的高校。

第四,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也是变量,不能局限于这所大学的物理所在地的范围。

“未来不仅仅是‘中等发达’高校,一旦把地方院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更多地方院校来说都是脱胎换骨的震动,其治理结构、治理办法、格局视野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采访结束前,熊思东肯定地说。

“倘若国家战略成真,在推进的过程中,国家、高校还要破除哪些观念上的限制?”《中国科学报》记者问。

“‘内涵式发展’这样一个简单的表述,大家都能理解又都没理解透。它针对外延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容易理解。但具体到某一所学校、某一个领域又不太容易理解,你所在的高校的内涵是什么?换句话说,高校的要素是什么?只有知道要素才能知道怎么开展。”熊思东说。

不能强调“地方”而忽略“大学”

第二个是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的核心工作,也是内涵式建设的第一核心工作,它解决的是发展资源的问题。师资队伍建设特别要强调立德树人,教师本身应该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有明确的价值指向。

内涵式发展至少应做好三件事

熊思东认为,一所大学内涵式建设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激发师生创新活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有利于完善高效管理体系。因此,一所大学内涵式建设至少需要做好三件事情:

地方院校的发展怎样越过“中等发达”陷阱,进入高质量、高速发展阶段,这是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背后刺痛的是地方院校发展的痛点。

“现在所进行的不是浅表性的改革,也不是局部性的改革。”熊思东说,之所以我国大学建设要把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战略意味着在国家统一统筹下,进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分工合作。

第三,地方院校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它的视角和格局不能局限于地方。

熊思东

“脑袋还没进去”是一大困惑